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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除了不羁的浪漫，更多的记忆都停留在思想力量无法剥离的精神胎记上。
《加歇医生》
法国左岸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撕扯中实现了思想的力量战胜强权；然而在右岸，卢浮宫、凯旋门，尽显王室的奢华与艺术的灿烂。初次的巴黎行，在左顾右盼中，我脑海里空留一张虚构出来的照片：沐浴在塞纳河左岸伏尔泰咖啡馆阳光下的我，品味着非常“伏尔泰”的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再次置身巴黎，我以为自己还会向着伏尔泰的足迹飞奔而去。然而，却意外被梵高牵住了灵魂。我漫无目的地搜寻着戴高乐机场附近的景点。奥维尔小镇，距离戴高乐机场20公里，梵高最后生活的地方。
原来，梵高生命的终点竟然在巴黎郊外！我火速下了飞机，在戴高乐机场存了行李，挎个手机跳上一辆出租车。此时是巴黎清晨7点，刚下过一阵小雨，地面和空气都是阴阴湿湿的。从机场驶往郊外的公路和远处的景色很单调，我戴上耳机，闭着眼准备在车上眯一会儿。
当我缓缓睁开眼，看见出租车的窗上隐约渲染出一幅油画意境：蒙蒙晨露洒在一条狭窄清静的小路上，两旁就是梵高画中在漩涡中挣扎着的通天松柏，而不远处稀落宁静的矮屋，正是《星空》画中沉睡的小镇。我就这样恍惚地下了车，一股交织着爱慕与悲伤的关于梵高的情绪扑面而来。
陨落在巴黎郊外的小镇
清晨九点，奥维尔小镇似乎还没从沉睡中醒来。我走进街心公园，一座两米多高的梵高青铜像伫立在飘落秋叶中，他发丝凌乱、眼神不羁，手握画笔像是在写意伤感与不解。在这个梵高陨落的小镇，猝不及防的一次眼神对视，我毫无防备地被击痛了。
梵高的一生，也许，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已是深渊。他爱过一位富家小姐，爱而不得。他与高更，两个天才与疯子注定扭曲成惊世情仇。高更离去，他愤恨地割下一只耳朵，送给一位妓女。世上最懂他的弟弟将梵高送到奥维尔小镇，在一位精神病医生家中治疗。1890年7月的一天，梵高背着画架走向奥维尔教堂身后的一片麦田，他朝着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枪，然后踉跄着从麦田走回镇上的出租屋里。两天后，他死在弟弟的怀里。
梵高一生画作无数，生前却只低价卖出一张向日葵，只能靠弟弟的接济为生。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弟媳为他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首个个人画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他的伟大。100年后，1990年，他为他的精神病医生创作的《加歇医生》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刷新了艺术品拍卖纪录。
《 奥维尔教堂》
奥维尔小镇为游客定制了一条独特的梵高路线，用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疯狂创作出的画作标注出每一个他曾凝视过的地方。沿着标注指引的方向，你会看到梵高眼中燃烧的麦田、奥维尔教堂塔尖刺破的天空的靛蓝、铬黄的向日葵的绝望和渴望。我用梵高的视角拍了一张奥维尔教堂，把它和他的那幅画拼在一起。《奥维尔教堂》是梵高生命后期的一幅重要作品，拼图中我的那一部分倒像是个悲世主义者，阴暗晦涩地苦笑着。而他的原画，仿佛用精神的震颤在漩涡中燃烧出希望。他是如此不安与不快乐，却依然用尽力气，用色彩的嘶吼挽留最后的尊严与创作的生命力。
加歇医生故居
我沿着教堂身后的坡路走去，俯身捡起一片刚刚飘落的银杏叶握在手中。不一会儿，眼前显现出一片荒寂的麦田。那是梵高的麦田啊。麦田边上是小镇的墓地，我知道梵高和弟弟也葬在那里。那一刻，我甚至开始质疑，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吗？左边是死一般寂静的麦田，右边是空无一人的墓地。我聆听着自己的怦怦心跳，一排排扫描着墓碑上的名字。直到在墓园最后一面墙边终于出现‘VAN GOGH’的字样，它竟然简陋得像个孤魂。这世上伟大的灵魂常带着简陋的面具来到人间，只可惜，梵高，到死，也没能摘下这幅画具。
拉武客栈
他的墓碑前零星散落着几支向日葵假花。我把手中的银杏叶轻轻放在他面前，“没来得及买向日葵。但我知道，这片秋叶上有你想要的那一抹铬黄的色彩。”
《麦田上的乌鸦》
寻找法国的记忆之场
梵高和弟弟的墓地
抵达巴黎的第一天晚上，我独自去左岸拉丁区寻找伏尔泰咖啡馆。这里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灵魂与核心，自14世纪起，以索邦大学为中心，汇集了法国人文科学的精华。这里也延续着巴黎的思想和艺术生命，一百多年前古老的咖啡馆和一战后的独立电影院依然优雅地敞开怀抱，拥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伏尔泰、雨果曾徜徉于此，或埋头写作或高声论辩。戈达尔、特吕弗曾奔波于这里的各个电影放映厅，他们崇拜好莱坞，也守住了属于法兰西的先锋与创新。还有头顶“最美书店”美冠的莎士比亚书店，二战德军管控期，这个书店因拒向德军出售图书而遭关停，战后重开，又因收留落魄作家而变成自由与精神的乌托邦。
三个小时过去，我很确定自己用脚步丈量了左岸拉丁区的每一寸土地，却始终没能找到伏尔泰咖啡馆。也许，当我在各种地图上搜索都没见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该知道它早已隐于世。但伏尔泰依然活在巴黎市中心。同在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以希腊十字形的建筑风格承袭罗马万神殿的传统，22根19米高的巨型柯林斯石柱顶起三角门楣，楣下镌刻“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的铭文。
这座先贤祠的前身本是为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祈福而建造的教堂，一生仅靠一句名言而遗臭万年的君主并不多见，他却以那句“等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君主。但只可惜不仅他没等到教堂的建成，就连路易十六国王和王后上断头台时，它还没完工。大革命后，教堂被改名为先贤祠，安葬伏尔泰、卢梭、居里夫人等先贤伟人。从教堂到圣殿，先贤祠沉淀着信仰对象的转移，也用巨石写就了理性与批判的哲学宣言。
先贤祠里的巴黎守护女神
在巴黎，先贤祠的气场不是一般的强大。从大门口的台阶上开始，在巴黎习以为常的浪漫惬意的、自由散漫的行为都会被禁止。游客们规规矩矩地排队进入，第一眼便望见大殿正中央，巴黎守护女神圣日内维耶左手持宝剑，右手扶罗马柱，屹立于一块大理石基座上，她脚下闪耀着一行有力量的文字：若无自由，毋宁死。
“什么样的人生值得被一个国家永久纪念？”身在先贤祠，你会忍不住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几乎是颤抖着走进先贤祠的地下宫。就像不敢直视梵高的自画像一般，面对第一个即将迎面扑来的巨人，我紧张到手足无措。于是我打开手机，用摄像头的视角去寻找他。在手机屏幕中，我看到一座身穿白袍的伟岸雕像缓缓移现，他手持鹅毛笔和记事簿，目光投向远方，柔和而勇敢。他身后是一尊桃木色棺柩，上面的墓志铭写着：“他拓展了人类的精神，并教导人类应当自由。”
手机晃动了，在那一行字面前，我终还是忍不住哭了。这句铭文写于1791年，正值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国民议会决定将伏尔泰的遗骨迁葬先贤祠，他以法兰西精神奠基人的身份宣告了旧制度的终结。应当自由，“应当”二字在现在的我们看来，似是多余的赘述，然而，伏尔泰却站在这里，等待并告诉每一位直视他的人：自由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只有不断“拓展”精神，才能保住“应当”的自由。
先贤祠里的卢梭墓
镜头转向对面，那尊雕像是伏尔泰生前的“死对头”卢梭，两人的恩怨是启蒙运动中最激烈的思想冲突。1755年，卢梭和伏尔泰的新书同时被路易十五封禁，前者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寄给伏尔泰，却得到这样的回信：“先生，读完您的大作，让人真想四足爬行。但鉴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深感不幸地意识到，我无法重新拾起。”伏尔泰以卢梭否定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与他决裂。而法国人却让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先贤祠里永久地相互对视。
先贤祠里的伏尔泰墓
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
为了稍作放松，我决定来到阿尔勒——法国南部一座小小古城。是的，那是梵高此生最快乐的居住地。是的，我始终放不下被梵高牵绊的情绪。
《罗纳河畔的星夜》
在被弟弟带到奥维尔治疗前，梵高在阿尔勒住了15个月。在这里，他等来了盼望已久的高更，和他一起共度那段普罗旺斯的夏日与秋天。从阴郁的巴黎来到阳光明媚的普罗旺斯，他被这里炽热的阳光和极致的色彩震撼住了。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这里的阳光让我目眩，没有它就没有色彩。”
我是在大雨中见到这座小城。阿尔勒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罗马城，在恺撒大帝统治时期是退役军人居住的地方。这里也有一座古罗马竞技场，只比罗马角斗场年轻100岁。100多年前，梵高也曾驻足于此。
《阿尔勒竞技场》
他在阿尔勒的15个月中疯狂创作了200多幅油画，举世闻名的《向日葵》《黄房子》《卧室》《夜晚露天咖啡馆》等杰作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当我们走到梵高笔下的露天咖啡馆时，雨已停，一道阳光穿透两侧楼宇，把一米金色洒在户外湿漉漉的餐桌椅上。这座咖啡馆去年因经济纠纷已关停了，但依然保留着梵高眼中的样子：铬黄色的顶篷，简易的桌椅以及干净的石板路。
梵高作品实景现场
《夜晚露天咖啡馆》
坐在梵高咖啡馆旁边的露天餐厅吃午饭时，我又从自己的医生朋友那里，听到了另一个关于梵高的故事。在他的精神治疗药物中，有种名为毛地黄的药物，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人在毛地黄中毒的情况下，会在视觉中看到一种独特的黄色。充满生命力的向日葵、炽热的麦田、光晕下的星空、黄色顶篷的咖啡馆，这种生理性的视觉增强使他在阿尔勒时期对黄色的使用到达巅峰。而梵高也早已将这个秘密告知世人，那副天价的《加歇医生》中，他的精神疾病治疗医师指尖中夹的正是一簇毛地黄。
夕阳下的罗纳河畔美如画，我用手机放着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莱恩于1971年创作的致敬文森特·梵高的歌：
“星夜，如火焰般明亮燃烧的花朵。”
“他们不曾倾听，他们不知如何倾听……也许现在，他们愿意倾听了。”
“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一个如你般美好的人。”
我在河畔反复唱着最后一句歌词，在梵高最爱的阿尔勒，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你不再是在星空下孤独作画的诗人，你和这个世界已经达成了凄美地和解，并从此被深深地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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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树下的日军坦克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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